说来也巧，此二人都是安徽人氏，都是晚清人士，都生于1823年；一个为官，一个从商；一个权倾朝野，一个富可敌国；更巧的是，两人之间水火难容。
　　前者是李鸿章，号少荃，谥文忠。我之所以欣赏少荃兄，原因有二：一，打破世俗、迎接变革的开放精神。与清朝多数其他官员不同，他对国外的科学技术、经济活动、社会制度均有极大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主持的洋务派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地脉），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他深刻地认识到开阔视野、师夷制夷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是一个在国内无法公开支持全面改革、在国外却具有鲜明开放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士大夫。二，不避劳苦、不畏流言的入世态度。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如是说，美国人也曾对其盖棺论定：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外交家来说，他是外交史上的泰斗。说起李鸿章，后人都会想起他的老师曾国藩，认为曾文正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今第一完人，但鄙以为曾公人格过于中庸、缺乏个性，且时常流露出避世的情怀，而李文忠公则“非敢爱身，惟虞辱命”、“一息尚存，万程当赴”，此种气概不敢说是世人之楷模，至少是我个人的榜样。此外，李公诙谐、大度的个人魅力，也使他的血肉之躯更加丰满。
　　无奈李公生逢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大清国让他承担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也让他背负卖国的千古骂名。然而甲午战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李鸿章卖国，而是数千年来闭关锁国的现状，在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之间，胜负其实早在战争之前就已决定。李鸿章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伊藤博文的眼中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与世界列强一争短长的人，美国总统格兰特更是称他为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英国首相本杰明，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在那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在古稀之年“以一人敌一国”，竭力将中华民族的灾难缓解到最低限度，不可谓不鞠躬尽瘁。
　　后者是胡光墉，字雪岩。我之所以欣赏雪岩兄，原因有四：一，以诚为本。胡公一生视诚信为人的第二性命，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胡庆余堂便是以诚为本的运用之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经久不衰的法宝，就是”戒欺 “和”真不二价“。而胡庆余堂的文化之精华，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深入人心，成为现代商业的立业之本。二，用人所长。胡雪岩的成功，很重要的一大原因就是善于避人之短、用人之长而不求完人。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道出了个中真谛：一个人最大的本事，莫过于用人的本事。三，洞悉人性。胡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使他能够投人所好收买各路人马、各色人心，加之出色的交际手腕，让他在商场、官场、三教九流中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四，豁达大度。既是商人，自然将利益放在首位，但如果斤斤计较爱财如命，胡公也不可能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为了维护国计民生，同时也为维持更加长期稳定的商业地位，他为人大度，不计个怨，且常常仗义疏财，信奉“道义摆中间，利益放两旁”的准则。无论从商入仕，胡公的成功之道都可引为处世之方。
　　只可惜胡公的事业过分依赖官场的庇护，过多介入朝廷的纷争，导致最终走向没落。胡雪岩后期以左宗棠为靠山，而李鸿章在诸多战争问题上与左之政见相左，左对李的打击引起李派的强烈不满，促使李对其进行反击。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便充当了左李冲突的牺牲品。在李鸿章“倒左必先倒胡”的战略方针下，在李的幕府——号称中国近代商业之鼻祖的盛宣怀的强攻之下，也在胡本身缺乏有效管理机制的软肋之下，一代红顶巨商从此灰飞烟灭。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人物，而胡雪岩一生的是非功过同样褒贬不一，并且他们是死敌。欣赏这样的矛盾双方，看似荒诞不经，其实也合乎情理。善恶忠奸有时本就难以分辨，尤其在政权变迁之大势来临、民族消长之暗潮涌动的局势高度复杂的晚清历史时期；再者，互为掣肘的矛盾双方往往是政见不同而已，并不能抹杀人物本身所具备的品格和精神；退一万步说，即便奸臣佞相水寇山贼也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更何况是两位显赫一时的人物。